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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比还要”的大资本家

发布日期:2021-11-29 08:4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•   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奠基人之一翁文灏先生曾说:“中国从前只有二种人,第一种人在纸上做文章,第二种人在实地做工作,彼此几乎不相通,说话也彼此听不懂,不用说互相帮助。现在却要有第三种人,有知识更能实行,能做工还能研究,这就是你们工程师。”(《翁文灏论经济建设》,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)这里所谓“第三种人”,即如当年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胡刚复(中国现代物理学先驱之一),以及竺可桢在日记中提到的凌鸿勋。这位凌鸿勋大概是我们早已忘却了的历史人物,早年他曾就读于清末的上海高等实业学校(即原邮传部的南洋公学)、民初的南洋大学(校长唐文治)以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,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发起人之一,又是继詹天佑之后的中国的“铁路之父”,后来他还是交通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创始人之一、交通部南洋大学校长、陇海铁路工程局长、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、天成铁路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、西北公路管理处处长和工务局局长等。自1929年至1945年,他先后从事筑路16年,兴建新路1000公里,测量路线公里,对民国时期的铁路和公路建设,厥功甚伟,尤其是开发西北、西南交通,成就显著,他还著有《中国铁路志》、《十六年筑路生涯》、《詹天佑先生年谱》等。如评论所说:“从某种意义而言,凌鸿勋这样的技术专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体现了一种变化趋势,即超越思想文化领域中体用之争,将学以致用奉为最高准则,并且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始终伴随自主创新和充满爱国热忱,这是我们考察中西文化交流问题时不应忘却的历史真相。”而认知这些“历史真相”,其前提更是应首先认识这些具体的历史人物,由此,笔者又联想到了曾说过的“不要忘记”了的诸多“中国工业之父”,如“航运之父”卢作孚。

      曾是“少年中国学会”会友的和卢作孚,他们后来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,但殊途同归,即他们的一生都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和振兴的。当年恽代英、邓中夏和选择了苏联革命式的道路,卢作孚则以为:“炸弹力量小,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;你应当是微生物,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,才使人无法抵抗。”这里的所谓“微生物”,就是我们曾经鄙薄过的社会改良和社会改造的事业,如卢作孚的“实业救国”、梁漱溟的“乡村建设”、晏阳初的“平民教育”,等等。当年卢作孚似乎深知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的道理,所以他会以为“无论什么事业,都应大处着眼,小处着手,即要从根本上改造国家,难免不伤筋动骨,故为力避不必要的损失,须从小范围做起(比如他在重庆北碚开展的社会试验),取得了切实可行的经验,再进行推广和扩大。当然,“历史真相”是,革命的“炸弹”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屈辱和悲惨的命运,尽管如此,“革命救国”也好,“实业救国”也好,都是“充满爱国热忱”的。这其中的后者,即所谓“第三种人”,后来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下,逐渐式微了,甚或竟被遗忘了,论其原因,可能就如经叔平为《卢作孚的梦想与实践》一书所写序言中所说的:“过去我们讲现代史,总是注意残酷斗争的一面,而忽略了和平建设的一面,是有一些片面的。”